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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情投海的名门闺秀[新闻]

发布时间:2020-11-15 20:09:19 阅读: 来源:安全阀厂家

那个最后的温馨冬夜

成都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2010年初冬一个夜晚,无风无浪的成都锦江之畔,白天的绿树红花,翩跹飞翔的白色鸥鸟,这会儿都看不见了,临江美丽的雕栏只是隐隐地显出轮廓。远远地,夜幕中矗立的幢幢高楼华厦闪烁的灯光,像繁星一片。周边环境显得格外幽美。江畔,四川出版局那一排宿舍楼的二楼照例最先亮起灯光,绿窗灯火显出一派深邃智慧。那是原四川文艺出版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着名作家、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王火家的灯光。他家的灯光,常常是亮得最早,熄得最晚。王火居住的这套房,是四川省出版局鉴于他的资历贡献,专门配置给他的,带有奖励性质。

客厅里,灯光明亮,温暖如春,落地大玻璃窗上的紫色窗帘落垂,相当舒适温馨。这是—个适宜谈心的时刻。因病重在省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院的王火夫人凌起凤,最近感到好了些,得到四川省医院高干病房医生允许,回家住一段时间,享受久违了的家庭温暖。夫妇二人坐在客厅沙发里,灯下聊天。

知疼知热地聊了一会儿,时年八十六岁,满头白发、气色仪容都还好的王火看着与他同岁的夫人已然苍老依然美丽的脸,想了想问:“假如有来生,你还愿意与我作为夫妻吗?”这句话看似普通,却饱含情感、哲理,饱含着只有他们两人才能体味到对过去漫长坎坷岁月的认识和总结。

王火以为她肯定会点头说:“是的,我愿意!”因为在他们七十年的相濡以沫中,六十年的夫妻生活中,是人们羡慕的堪称幸福的典范:他们相处很好,这么多年来,患难与共,不离不弃。不意她却将头低下去,想了想,笑了笑,抬起头来看着王火,美丽的脸上露出一丝沉郁,坚定地摇了摇头说:“不!”

“这是为什么?”王火感到相当惊讶,“难道我对你不好吗?难道你对我、对这个家庭、对两个很乖的女儿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吗?”

“不是。”她又坚定地摇了摇头。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太苦了!”她忧郁地,一字一顿很清晰地说:“如果还有来世,我连人也不愿再做了。”

王火的心猛地一沉,一股悲怆的浪头打入心间,顿时热泪盈眶。他理解她为什么这样说!他不由得想起六十八年前,她,凌起凤,当时叫凌庶华,是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高层人物凌铁庵最小最爱的女儿。为了他,为了信守一个誓言,为了他们的爱情,她如何冒着千难万险,割断刻骨铭心的父女亲情,抛弃舒适的生活、工作,毅然决然经香港回到大陆,同他走到了一起,走到这一天;从人生最美好的花季时期,走到现在。虽然没有说,但聪明过人的她,显然已经听到了死神的敲门声。也许,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家了。

他伸过手去,握着她冰凉的手。她回握着他的手,紧紧地,一时无话。此时无声胜有声。窗外,起风了,风过处溅起锦江的涛声和浪花,哗哗地,让他们的思绪回到了今生今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过去。

在风光旖旎的江津,江南才子王火确定了同凌家七小姐的婚姻关系

王火原名王洪溥,1924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如东县。父亲王开疆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留学生,回国后做过律师,法学教授,是政治文化界的名人。抗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成了孤岛。作为—个中学生,一个爱国热血青年的王火,曾与同学及友人参加慰问被囚禁在租界中孤军营里的八百壮士余部;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散发过抗日传单。1942年,不愿在日本鬼子控制区域生活读书的他,不远万里,穿越封锁线,历时三月,到达大后方,在离陪都重庆很近的四川省江津,考进国立九中高二班就读。

江津号称小重庆。这里风景很好,水陆交通便利,相对安全。因为日本鬼子的飞机一来,就将机头一压,轰炸距此很近的重庆,不愿将重磅炸弹浪费在这个风景清幽的小城。殊不知,这座风景清幽、街道整洁的小城,居住着不少国共方面的大人物,比如陈独秀,比如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上层人物凌铁庵一家……

当时,在江津国立九中就读的王火、凌起凤都是十八岁,他们同学过一段时间的。王火之所以辗转来到江津求学,还有—个原因,他是来投靠堂兄王洪江的。当时,王洪江在江津当律师,堂嫂凌伯平是凌起凤的大姐。凌铁庵是安徽人,与王火父亲交好。因为有这样的关系,王火不时到凌老伯家玩。凌老伯很喜欢王火,觉得这个青年聪明,勤奋好学,人品也好,因此,对他特别亲切慈祥,要他经常来家玩,将凌老伯家当成自己的家。凌庶华是凌老的第七个女儿,也是他最小最爱的女儿,外人称凌七小姐,熟人叫她凌七姐。凌家住的是一座由深灰色围墙围住的西式平房,房间不少,还有花园,风景清幽,环境很好,名“鼎庐”。每到周末,凌家的客厅里是下江(当时,四川人将长江下游来的人,如浙江、江苏、安徽统称为下江人)进步爱国青年聚会的地方。王火、凌庶华不用说是其中之一。他们在这里唱抗战歌曲,共同忆江南,忆家乡,忆南京,忆上海,共同的话题很多。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多次聚会言谈中,王火、凌庶华由相知发展到相爱,擦出了爱情火花。慢慢地,他们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凌家是爱国之家,抗战之家。

庶华的母亲去世早,二姐仲正在家主持家务。凌二姐不仅能干,而且擅长书画,在日本学习生活过一段时间。二姐漂亮贤淑,风姿绰约,而她的七妹也漂亮,有风度。有次王火陪二姐上街买东西,回头率很高,很多人驻足街头,惊讶于凌仲正的美丽风姿。恰这时,凌家七小姐凌庶华从街对面走过来,两姊妹站到一起说话,相互映衬。那天凌庶华穿一件合身合体的蓝布旗袍,明眸皓齿,短发披肩,淡淡妆,天然样。引得不少路人“哇”地一声,说凌二姐漂亮,凌七妹更漂亮。简直就是从画上走下来的仙女。

二姐仲正的丈夫黄葆荃,是个英勇无畏的抗日飞行员,当时部队驻在陪都负责保卫陪都,经常同日本飞贼在陪都上空进行惨烈空战。一次在敌众我寡的陪都保卫战中,黄葆荃负了伤却坚决驾起战机迎头猛撞敌机,最终与飞贼同归于尽。不仅如此,黄葆荃牺牲后,因为他手上戴有一枚金戒指,不良分子为了得到他手上这枚金戒指,又不好褪,慌急间,竟然丧心病狂地将他这根手指连同金戒指一起砍了去。二姐本来心脏不太好,得知噩耗后痛不欲生,不久因心脏病去世。

凌老很喜欢王火这样的年轻人,有时出些题考王火,广度和深度都是有的。从诸葛亮的《出师表》到陈寿的《三国志》,还有若干诗词歌赋,命题作文做诗等等。一次次考试的结果,还有人品,都让凌铁老满意高兴。

有一次,凌七姐突然问王火:你不是已经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到重庆北碚上学去了吗,怎么还经常回江津?这样来回奔波,不怕影响学业吗?她问得含蓄,他回答得也含蓄,写了一首藏头诗给她,诗云:

一天香云绕碧山,

心随鸟飞烟散。

只因庭院残,

爱上禅林凭栏杆。

起家立业在江南,

凤舞龙蟠钟山。

而今栖霞岭,

已经七度血斑斓。

他这首诗写得很有技巧。通过原先他们熟悉和热爱的南京山水和江津风光的巧妙结合,委婉地向她传达出浓浓的爱意。她接过诗看了,抬起头来,用双明如秋水的大眼睛看了看他,不无羞涩地一笑,并随即将这张他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诗珍藏了起来。毫无疑问,她看出了这首诗中每行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一心只爱起凤而已”。王火这首藏头诗,是他的求爱宣言,她接过来珍藏起来,表示她接受了他的求爱。

抗战胜利了,凌家迁回了南京,王火也随复旦大学迁回了上海。

他风华正茂,在新闻、文学两个方面全面出击,才华越渐显露。

早在江津国立九中读书时,王火就因学校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丽县医院敷衍塞责,县政府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挺身而出,愤而执笔,写了批评文章《九中学生就医感言》在《江津日报》发表。之后,一发而不可止,并更多的时候转向文学创作。从1944年起,他陆续发表了《老伦明的梦》《青山葬连理》《天下樱花一样红》《墓前》等小说。抗战胜利后,根据现实需要,他将兴趣和注意力转移到最需要最迫切的新闻时政报道上。他作为记者,参与了旁听,采访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他写出的系列特写、专访,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大公报》《文汇报》《时时新闻》《现实杂志》等报刊发表后,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反响强烈。

1948年,王火以优异成绩在复旦大学毕业,并在上海东新书局出版了专着《新闻事业关系论》,学校将他留校担任助教。与此同时,他获得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奖学金。这时的他,面临着去与留这个重大的抉择。新中国诞生在即,他选择了留。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上海一解放,他立即大展身手,参与了上海总工会筹委会的工作,为领导写重要讲话稿,编写了上海的工人课本,在文教部负责审查电影、书籍、剧本工作。以后参与筹建上海劳动出版社,之后任该社副总编辑,创办《工人》半月刊。1953年上调北京,编撰中国工运史,筹建《中国工人》杂志社;后来,任该社编委兼主编助理。

而就在王火事业春风得意、蒸蒸日上时,恋爱却亮起了红灯——同他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凌七姐凌庶华,在全国解放前夕,随全家一起,经香港去了台湾。

王火坚持:事业爱情并不矛盾,两样都要

从解放初期,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关系异常紧张,随时处于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随着国内言必称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事业蒸蒸日上,又在极敏感的宣传文化口工作的王火,与海峡对岸国民党上层人士凌铁庵七小姐的恋爱,在好些人看来就是阶级立场不稳。这样的爱情,如果坚持,男女双方都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经受极大考验的。

有同事就曾经很不满很直白地诘问王火:你是要爱情还是要事业?王火直言:我两样都要!在僵持中,连他们的故交陈展也来劝他了。陈展是抗战期间王火在重庆读书时认识的中共南方局组织部的共产党员,解放前,王火和凌家都掩护过他。他对凌庶华的父亲很尊重,因为凌老先生不仅是国民党上层人物,国大代表,说得起话,而且反对内战。1948年,陈展在上海被捕,庶华和她父亲多方营救未获成功。最后王火及母亲用金条才将他的人头买了回来。保释出狱后,他去了解放区,以后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当时是上海钢铁公司总军代表,有相当的职位。

陈展了解王火和庶华,对他们真挚纯洁的爱情表示理解和同情,但他同时认为王火应该实际些:“台湾一时解放不了,你们的结合也就是不可能的。你们都应该实际些,趁早解脱,这样对你们双方都好!”不能说陈展的劝说不对,但王火就是坚决表示不放弃;坚持认为革命事业和真挚纯洁的爱情并不矛盾。两样他都要坚持!单位上,有相当不错的女同志看上了王火,主动找他谈心散步。对方容貌俊秀,有文化,各方面条件相当不错,然而王火就是没有热情。以后,对方看王火一心似铁地对海峡对岸的凌庶华,绝望了,转身而去。

期间,他和凌庶华全靠两地书联系,以慰彼此思念。凌庶华给他寄来的照片中,有她在阿里山游览时照的;有在她家花园中照的,俊秀清丽一如昨日,只是她的明眸中多了一分深思和忧郁。他把这些照片信件全部交给组织,借此向组织表露他的胸襟坦白、爱情纯洁,对组织忠诚。

慢慢地,庶华信件少了。他知道,海峡那边,在于右任任院长的监察院工作的她,承受的压力不亚于他。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和痛苦的煎熬后,痛定思痛,他下了决心:写信给海峡那边的凌庶华,要她回来与他完婚。他相信,他们有约在先,只要他去信,她接到了他的信,纵然摆在她面前的难关如孙悟空取经要过的九九八十一难,她也一定会毅然决然回来的。

为此,他去找了上级领导谈,领导表示理解同情,但还是认为他不现实,认为这事是“天方夜谭”。矛盾痛苦中,他又去找了陈展,又去找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白彦很为王火庶华真挚的爱所感动,说:可以试一试,但又告诫他:风险很大!

王火给庶华写信,要求她回来同他完婚。信一封接着一封,简直就是十万火急。

多年后,我看到凌起凤老师于1952年关于这段往事的笔记:“我在上海的未婚夫王洪溥不断写信经过香港转到台北,要我立刻回大陆,这使我万分为难。一是父亲年迈,我舍不得离开;二是当时大陆正在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镇反情况,有不少耸人听闻夸大失实的报道。我想:我回去能行吗?三是那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到香港也要两家铺保并需批准,我能走得成吗?因此,我痛苦不堪。父亲知道我的心,而且他是个讲信用的人,我既已订过婚,他又喜爱王洪溥这个女婿,我就应该回去。他明白,如果我不回去,这桩婚姻就毁了。因此,他开明地说: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也不是为政治问题来台的,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只是于(佑任)老伯那里,你不能随便一走了之。瞒他不好。找个机会你听听他的意见也好。

“我痛苦得无法形容,日夜不安……父亲最爱我,他为我考虑得十分周到。他给我设计了一个先到香港然后回到上海的方案。4月11号那天,是于老七十五岁寿诞,父亲让我带了一些水果和海味去给于老伯祝贺生日。告辞时,我说:老伯,我将去香港一次,我会办请假手续的。他(于佑任)突然问我,回去安全没有问题吗?我说没有问题。他睁开眼来,又叹了一口气,但点点头。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平时,他并不同我握手。他的手是温暖的,我觉得他有一种同意我走的含意在内,也有握别的含意在内。”

她在香港制造自杀假象,只为回到大陆与王火完婚

凌庶华于1952年五一前夕到了香港。但回不了大陆。因为:她到香港,是经过两家铺保的。如果她回大陆,一是难回,更主要的是害了两家铺保。就在她左右为难,踌躇不前时,王火的母亲李荪代替儿子到香港接她来了。王火当然想去香港接她,但他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去,也去不了。一时间,他真是忧心如焚。庶华小时得过心脏病,又是个至孝的女儿,为了他,舍弃深爱的父亲到了香港,这个时候,可以想见她心力交瘁到何种程度!在上海家中,他们母子议到这些事时,母亲主动表示代替他去接。可母亲年岁大了,因支气管扩张咯血刚刚痊愈,他不忍母亲远行。但为了儿子的幸福,王母态度坚决。母亲从上海到了广州,可是去香港只得偷渡。母亲找到了一个偷渡去香港的船家,出了高价。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母亲被船家藏在船舱板下,在茫茫夜色掩护中离广州出海。因为偷渡的人太多,船舱里空气稀薄,母亲病后体弱,差点闷死。总算到了香港,母亲在至交王鹏程家找到了早到的未婚儿媳凌庶华。

庶华病了,病得很重。半是风寒,半是心病。年轻的庶华到香港后,发觉事态超乎想象地严重。一些她认识的至爱亲朋,听她说要回大陆,无不谈虎色变。在他们看,大陆正在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及“镇反”,十分恐怖,好像她一回去,就会立刻被作为特务抓起来。大陆是共产党统治的“铁幕”!这还是其次,主要的是,她知道,她这一回去,就再也见不到家人,特别是她日思夜想、深爱她的老父亲。这一走,就是永别。还有,她这一走,有两家至交为她作的铺保,就会受到连累,甚至还会连累到老父亲。其心何忍?她处于深深的两难中!

王火的母亲李荪是个很智慧的人,在她与未婚儿媳凌庶华反复的思考讨论中。一个计谋,电光石火般闪现出来,她们立刻付诸行动。于是,1952年7月,在香港一家旅馆里,传出一个从台湾来的妙龄女郎跳海自尽的消息,引得多家报刊前去采访。

这一切,在多年后王火写就的发表于《花城》1981年1期上的电影文学剧本《明月天涯》中再现得很是生动具体:

“香港德旺铺道一家小旅馆楼下嘈杂的走廊里,亮着电灯。这是下半夜了,从一家客房里,猛地蹿出一个男侍,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笺和一张照片,一脸惊恐之色,下意识地叫嚷:‘出事了,出事了!’

“一个女侍急忙上前,惊问:‘怎么了?’几个未睡和走过的旅客也围上来看。男侍扬扬手里的信笺和照片:‘这房里的女客自杀了!’

“女侍惊讶地:‘自杀了?’她朝房里张望,这是一间摆设普通的客房,电灯开着,衣架上挂着女人穿的时髦外衣,桌上有洗漱用具,茶几上放着行李箱,旅行袋,但床上空荡荡的。桌上放着‘绝命书’。一个记者给现场拍照,另一个记者用笔将‘绝命书’的原文抄在采访本上。

“一个巡捕:‘这是绝命书’。‘绝命书’放大——

“我因身心交瘁,无限厌世,决定不再回台(湾),在此跳海自尽。我之死,纯属自愿,与任何人无关,特此声明。

凌庶华绝笔”

就这样,凌庶华改名凌起凤,随着王火母亲李荪回到了上海。1952年8月11日,经批准,二人完婚,就此开始了六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

相濡以沫六十年,王火称她为坚强后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王火先从上海上调北京,在《中国工人》杂志社任编委兼总编助理。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勤奋笔耕,卓有成效。他最先在文学上矗立起了两座纪念碑:一是他的长篇纪实小说《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二是《外国八路》。前者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矿工出身,活跃于冀东地区,威震敌胆、富于传奇色彩的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后者取材于同为抗日战争时期,国际主义战士,德国知名作家、记者汉斯·希伯在山东沂蒙山一带融进中国人民的抗战队伍,英勇斗争,最后牺牲的故事。这两本书都取得相当好的效果。前者不仅出书后得奖,还改编成电影、话剧、京剧、评书等。走进了千家万户,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当时他才三十二岁。后面一本书也同样轰动,并且直接促成1990年在华东烈士陵园给这位“外国八路”塑像。曾经直接领导过这位“外国八路”的徐向前、聂荣臻元帅分别立碑题词。同样与“外国八路”共过事的外交部部长黄华专程从北京赶来出席,副总理谷牧撰文。在座谈会上,他们都谈到,是王火这本书直接促成了这一切。这期间,王火已经开始动笔,写他后来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上获奖的史诗性长篇巨着《战争与人》三部曲了。

几经沉浮。期间,王火也没少受到冲击。就在他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冲击时,他所钟爱的《中国工人》杂志因毛主席在一期的封面上批了“拆庙搬神”四字,杂志撤消了。他从北京下放到山东支援老区建设,未经山东省委组织部直接下放到临沂。地委领导高看他,让他做了省属重点中学临沂一中的校长。他在临沂一中当了几年校长,“文革”受到冲击,但山东和临沂的同志对他都好,他桃李满天下。1983年,他当年在复旦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老革命老共产党员的马骏,时任当时颇负盛名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马骏推荐王火到成都,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之后任该社首任党组书记兼总编辑。马骏推荐成功。而王火的《战争与人》三部曲中的后两部,大都写到四川。这样,他先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山东临沂,再从山东临沂到了四川成都。

凌起凤本身是有工作的,在山东临沂,她是一中教师。她是—个很有责任心的好老师,工作十分繁忙,但她总是以王火为重,设法照顾他,尽可能给他提供最好的写作环境和氛围。好些时候,当王火在书房里看书或写作时,她总是静静地坐在他身边,陪伴着他。他的茶杯里没有水了,她掂起暖瓶给他蓄水;窗外起风了,她不忘在他身上披一件衣服……种种关心细枝末节无微不至。王火也同样对凌起凤关心。期间,一幕幕,一件件小事,表面上看起来琐琐碎碎、平平常常。其实是很不容易办到的。

在王火眼中,妻子凌起凤就像一条森林中的小溪,从远方而来,静静地流向远方,不温不火,宠辱不惊,为人平静低调。王火说他俩结婚六十年,从未打过架吵过嘴红过脸。尽管她是富贵人家出身,受过很好的教育,却是无论身处何等逆境,也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贫穷,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后悔当初,这有多么难得!每当王火完成一部作品,妻子凌起凤都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她很懂,并不一味地夫唱妇随,王火的作品,她好就说好,认为不好的,也会给他中肯地指出来。“她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体贴我,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她的功劳。这方面的事说不完,我所有的作品都该写上她的名字。”王火深有所感地说。

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写作,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相继诞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后,好评众多,声誉鹊起,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该书的扉页上是两人合影。王火在这里写道:“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羡慕的‘大后方’。几十年来我和凌起凤在生活和创作上始终是最好的‘合作者’”。

王火的好友萧乾先生多次给王火来信,也都称凌起凤是他“最好的大后方。”

也就是在那个初冬的晚上,在家中与丈夫王火谈心时,说到如果能再有来生,自己连人也不愿做,因为人太苦了的凌起凤老师,在短短的半年之后,于2011年7月2日在四川省医院高干病房走完了她的一生。在她病重期间,向来惜时如金的丈夫王火把一切都放下了,一直在她身边陪伴,精心地照料她,呵护她。弥留之际,王火一直紧紧握着她的手。在她的生命最后一息,他们相互间久久地深情凝望——这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后最美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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